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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5年3月10日，中央负责人在贵州苟坝村开会，讨论前线发来的建议，要不要去进攻打鼓新场那个地方的守敌。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晚上，多数同志都主张打这一仗，觉得红军需要继续扩大战果。周恩来当时负责军事指挥上的最后决心工作，会议决定由他来起草进攻命令，准备第二天早上发出去。毛泽东在会上反复说明不能打的意见，指出那里地形和周围敌军调动情况有风险，但大家还是通过了表决结果，同时免去了他当时的职务。
散会以后，毛泽东回到住处，觉得这个决定还是有问题，就在深夜去了周恩来那里。周恩来听完他的分析，同意把已经准备好的命令先压下来，再好好想一想。之后他们又一起去见了朱德，朱德也同意调整原来的计划。时间到了凌晨，中革军委情报部门截获了敌军电报，内容显示敌军正在向打鼓新场方向集中，情况和之前判断的一致。
3月11日早上，周恩来主持重新开会，把敌情变化的情况重新讲给大家听。会上大家讨论了新的情报，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，同时恢复了毛泽东的职务。这样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，部队继续在当地调整行动方向。
3月12日，张闻天主持政治局会议，根据毛泽东的提议，成立了由周恩来、毛泽东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，全权负责作战指挥。这个小组的成立，让军事决策更加集中，也让红军在后续行动中有了更灵活的指挥机制。
那次会议的整个过程，反映了红军当时面对的复杂敌情和决策方式。3月10日的表决结果出来后，如果命令按原计划发出，红军主力就会按照那个方向行动。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看法，在深夜采取了行动，周恩来接受了意见，才有了第二天会议的调整。朱德在会议上也支持了重新考虑的做法，情报部门的电报进一步证实了情况。
周恩来后来在不同场合多次提起苟坝村的这件事。他说过，毛泽东半夜过来，让他把命令晚一点发，他接受了这个意见，一早又开会把大家说服了。每次说到这里，他都表现出很深的感慨，晚年的时候提到这个夜晚，眼眶常常发红。那次深夜的沟通，直接改变了原来的军事部署，避免了红军可能遇到的困难局面。
回顾整个事件，从3月10日会议的分歧，到深夜的调整，再到3月11日和3月12日的后续决定，整个过程体现了中央领导层在军事问题上的认真态度。毛泽东的意见在表决中处于少数，但通过后续努力得到了重视。周恩来作为军事负责人在关键时刻听取了建议，并推动了会议的重新讨论。朱德也参与了意见统一的工作。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，进一步明确了指挥责任，为红军接下来的机动行动提供了条件。
这个决策调整发生在红军长征的关键阶段，当时部队在贵州境内活动，面对多路敌军的追堵。苟坝村的会议和后续变化，成为红军军事指挥转变的一个节点。3月10日晚上到11日凌晨的行动，让原来的进攻计划没有执行下去。情报确认后，大家统一了认识，红军主力转向了新的机动方向。
周恩来晚年回忆这件事的时候，总是强调那次深夜的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他接受意见后，第二天早上就把情况重新摆到会议上，说服了与会同志。毛泽东恢复职务后，继续参与军事指挥工作。三人小组的成立，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作出的安排，体现了集体领导下的指挥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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